10月30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国家开放大学指导，《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主办的“中国远程教育大会”在北京天泰宾馆隆重开幕。本次大会以“裂变——信息化与现代教育体系”为主题，关注全局性、前瞻性主题，聚焦政策分析，呈现行业探索进程，探析行业新动向，政产学研多角度探讨破解现实难题的路径，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开幕式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针对继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新型教师的培养、教育组织体系的重构进行了深入分析。

　　陈子季：教育现代化与继续教育改革发展

　　陈司长从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教育现代化对继续教育提出的使命要求、新时代继续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三方面分析了教育现代化与继续教育的改革发展。陈司长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对继续教育作出明确定义。继续教育的服务阶段最长、服务人群最广，且与其它教育同等重要，在终身学习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继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对教育整体是否满意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能否真正实现。

　　在今年年初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部长进一步强调要破解继续教育发展难题。陈司长表示，目前继续教育突出的短板主要在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质量和效益有待提升、制度建设和保障体系有待完善。面对蓬勃兴起新技术带来的新挑战，面对我国教育现代化确立的新目标，未来继续教育要推进体系建设、改革与发展，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细化目标、分步推进。

　　对于新时代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方向上，陈司长表示有以下六个方面：

　　更多供给。供给问题是解决继续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础性问题。要不断提高继续教育覆盖面和参与率，争取在2035年参与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人人都能够享有继续教育的机会并从中受益。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继续教育的全纳和公平，努力消除不平等和歧视。使继续教育的机会和资源能够惠及到每一位学习者。

　　更高质量。质量问题是继续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破除继续教育难题的核心问题，需要加快制定继续教育标准体系。提高继续教育透明度，建立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统筹推进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更优制度。制度是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性问题。一方面要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完善招生入学、考核评价等。另一方面要拓宽学历教育的渠道，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更新技术。信息化是推进继续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技术是实现继续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加强继续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开放共享，推进数字化社区建设。加快信息化应用变革，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推进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开放大学创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促进5G时代创新发展。

　　更强治理。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继续教育规范发展，推进简政放权。努力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继续教育协同治理新机制，鼓励政府、学校、社区、企业、行业等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

　　更全保障。以加快立法为基础，加大投入为保障，完善激励为重点。提升继续教育法治化水平，明确相关者权利义务和学习者职责。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地方性法规，促进依法执教、规范管理、科学投入。加大继续教育投入力度，向边缘、贫困、民族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投资捐资举办继续教育。

　　任友群：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

　　目前我国教师队伍人数1673万，其中十分之一是高校老师，中小学老师超过1000万，200多万幼儿园老师并快速增长。任司长表示，教师是需要持续培训的职业，远程教育以及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最后都可以也需要应用到教师培训中。如果将教师、学生、教辅等人员加起来，预计中国需要教育的人口数将有三亿。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对教育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目前全国尊师重教风气已经形成，教师地位大大提升。

　　2019年3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任司长表示，与1.0阶段相比，2.0计划将更聚焦于校长、局长的信息化能力的培养，更关注整个学校、区域、团队的信息化能力提升等。具体有四个方面举措，第一是讲效率，不是通过个别老师驱动，而是强调校领导的信息化领导力，以及教师的信息化的教学创新内容。第二是缩小差距，大力投资建站，理论上所有学校应有信息化的空间，特别是支撑教育的双师教育等形式，要尽可能的给予支持。第三是引领教师学科教学智能化的能力。第四是升级服务体系。

　　在今年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上，参会各国形成了《北京共识》。在《北京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各国对于人工智能的焦虑主要表现在性别差异和伦理方面，例如女性参与程度、获得收益是否会比较低，对学习者隐私如何保护。针对这种焦虑，任司长的观点是，新的信息技术出现都会出现伦理问题，技术应用于教育也是如此。虽然新技术能够提高效率，但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应考虑伦理问题。无论是服务于哪一类群体，只要是做教育就不应该改变初心，技术应该是用来减轻孩子们成长中的痛苦，而不是加重。

　　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任司长提到了几点思考。

　　第一，目前擅于使用新技术的是发达地区的教师，未来更希望落后地区的老师使用。让新的工具真正能够帮助更有需要的老师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支持教师培养培训机构提供资源。对于十年前的教育模式，例如国培计划等，有效的要坚持，失效的要调整。民营培训机构在吸引大批量优质院校毕业生从事基础教育、高效率大规模培养师资、借助人工智能开展教育等方面经验相对丰富，值得借鉴。

　　第三，使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教学与教研，前提是让学习在更多的数字环境下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Pad等电子设备进入校园的数量可能会慢慢增多，所以应该多想办法减少电子设备的负面影响，例如视力保护问题等，但不是全面禁止。

　　任司长表示，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对教师素质的提升无疑是有益的，例如对于边远地区的教师，可以远程完成高质量的师训工作。但与此同时，院校对于师范生的培养模式需要升级换代，尤其注重教师的创新素质培养而不是即将被机器替代的能力。

　　陈丽：教育组织体系重构的必要性和趋势

　　陈丽教授从宏观角度分享了下一个阶段教育改革方向，她认为下一阶段教育改革的重点将从内容、资源，走向教育组织体系变革。

　　陈丽教授表示，作为教育工作者，首先在关注新技术的同时要特别关注教育矛盾发生的变化，具体有：

　　1、标准化、时空限制、学科知识型的教育供给不能满足老百姓对优质、个性化、灵活、终身学习的需要。北大老师的调研显示，校外培训已经成为重要的教育方式之一，经济发达城市家庭在教育消费中的投入越高，半数家长对校外辅导持支持态度。在这种背景下，优质师资进一步向东中部发达省市流动。所以，仅仅采取在学校教育内增加优质资源或者共享优质资源的方式，很难解决群众的需要。

　　2、核心素养培养面临教师结构性短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在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等方面发展，而由于教师结构性缺失，很多学校此类课程无法开设。

　　3、大学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现象愈演愈烈。社会实践变革的速度远远高于大学知识更新的速度，象牙塔内的知识创新的能力，赶不上时代要求。

　　4、传统学校体系难以承担终身教育的任务。我国2019年劳动力人口9亿，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而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人力资本指数中，中国仅列46位。面对如此庞大的终身教育需求群体，仅靠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来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变更是不现实的。

　　其次，要认识到互联网正在改变知识的本质。互联网使得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它将知识传递的模型由原先两空间（物理空间+人际关系）模型变为了三空间，即物理空间+人际关系+网络空间。这种变化带来了知识回归的现象。最初人们的知识是代代相传、个性化的知识，在文字出现后，知识虽然可以被广泛传播，但在加工成文字的“提纯”过程中，个性化被去掉了。而在互联网出现后，文字、视频都可以成为知识传递的介质，任何人都可以分享经验知识，知识是否有价值已不需要达成共识，而是只要满足学习者个性需要就可以。因此，现在的知识特性已经从有限书本、静态客观、普遍抽象、分科系统变为海量网络、动态主管、境域操作、综合碎片，知识重新回归个性化。

　　由于知识发生的上述变化，以及互联网带来的网络化传播特点，陈丽教授认为，知识学习应遵循“联通主义”，即学习是神经网络、概念网络、信息网络三种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链接信息网络比内容更重要。基于联通主义的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了一项“互联网+教育”社区课程的实践，该课程通过寻径（阅读推荐资源）—意会（基于个人经验进行评论）—沉淀（反思、完善自己的认识、疑问）—链接（通过关注或加好友方式找到志同道合者，建立网络关系），帮助学习者链接起各种网络。

　　最后，陈丽教授表示，全社会本就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新技术使得教育供给的方式不断丰富，继续教育要更加开阔思路，探索消费驱动的教育服务方式，建立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开放教育体系。